2026年4月8日，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2024级1班的17名学生，在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刘红梅和两名专业教师的带领下，背着药品箱和体检设备，坐上了开往渝东南的大巴车。他们的目的地是武陵山区腹地的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腴地乡——一个距离县城四十公里、平均海拔八百米、常住人口以留守老人和儿童为主的偏远乡镇。这支名为“医路乡伴”的春季三下乡志愿服务队，将在那里开展为期两周的基层医疗服务和健康知识普及活动。
大巴车在盘山公路上颠簸了将近五个小时。车窗外的景色从城市的钢筋水泥逐渐变成起伏的山峦和零星的吊脚楼。队长杨雨欣晕车，下车的时候脸色发白，但她没让人扶，自己靠在车门边缓了半分钟，转身就去搬行李了。她是重庆本地人，家里有亲戚在乡镇卫生院工作，对基层医疗的现状并不陌生。“越是偏的地方，越缺医少药，我们越应该去。”她在出发前的动员会上说过这句话。
腴地乡卫生院是一栋两层的旧楼，全院只有两名执业医师、三名护士，覆盖全乡一万两千多人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院长白明春五十出头，在腴地乡干了二十八年。他跟队员们见面时没有客套话，直接说：“咱们这儿最缺的不是药，是能看病的人。你们来了，帮我们做几件事——给留守老人做一次全面体检，给慢病患者建一份规范档案，给老百姓讲讲高血压糖尿病怎么管。”
杨雨欣在笔记本上把这三件事写得大大的，然后分成了三个工作组：体检组、慢病管理组、健康宣教组。
体检组的工作量最大。腴地乡下辖六个行政村，最远的村到卫生院要翻一座山。队员们决定“送检到村”——每天去一个村，在村委会或村小学的空教室里摆开体检点。体检项目包括血压、血糖、心电图、身高体重、视力、口腔等基础检查，以及针对老年人的简易认知功能筛查。
下丰村是体检的第一站。通知说是早上八点开始，但七点刚过，村委会门口已经坐了二十多位老人。有的拄着拐杖走了四十分钟山路，有的让邻居骑摩托车带下来，还有一位八十三岁的老奶奶，是被孙子背来的。副队长刘思源看到那个场景，鼻子一酸，转头就去搬桌椅了。“慢点慢点，让老人家先坐下，我们一个一个来。”他一边维持秩序一边帮老人挽袖子量血压。
负责心电图检查的是队员陈子豪和赵一诺。便携式心电图机只有一台，两个人配合着操作，一个贴电极、一个按打印。一位七十多岁的大爷做完检查后，赵一诺看着打印出来的波形图皱了一下眉头——心电图提示陈旧性心肌梗死的可能。她立刻叫来了带队教师、内科医生出身的张华副教授。张老师仔细问了病史，发现大爷从来没有做过心电图，也不知道自己心脏有问题。“大爷，您平时有没有胸口闷、走路喘不上气的情况？”“有啊，老了嘛，都这样。”大爷的回答让在场的人都沉默了。
当天下午，张老师专门跟腴地乡卫生院做了一次对接，把这位大爷的情况做了转介，建议尽快安排进一步检查和治疗。白院长第二天就派车把老人接到了卫生院，做了心脏超声和动态心电图，确诊为陈旧性下壁心梗，开始了规范治疗。“要不是你们来，这个老人的病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白院长说。
慢病管理组做的是“笨功夫”。队员肖雅琴和李欣桐负责为全乡的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建立电子健康档案。但乡卫生院的电脑里只有零星的门诊记录，大多数患者的信息散布在发黄的手写病历本和村医的记忆里。她们决定一户一户地走。
腴地乡的村子分布在山坡上，户与户之间隔着一道道田埂和石阶。肖雅琴走了一天，腿就肿了。但她没有停。她随身带着一份表格，每走一户就填一份：姓名、年龄、病史、用药情况、最近一次血压血糖值、有无并发症、用药依从性如何。遇到不识字的老人在吃几种药，她就把药盒子拍下来，对照着查药品说明书。
在红花村，她遇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奶奶，柜子里堆着八九种药，有些已经过期了，有些是不同医生开的重复用药。老奶奶每天吃降压药“随缘”，想起来了吃一颗，想不起来就不吃。肖雅琴帮她把药分类整理好，用大字在纸上写了用药时间表：早上吃这颗白的、中午吃这颗黄的、晚上吃这颗蓝的，贴在碗柜上。走的时候，老奶奶拉着她的手说：“妹儿，你比我孙女还细心。”肖雅琴差点没忍住眼泪。
健康宣教组做的事情看起来最简单，但在某种意义上最重要。队员周雨晴和黄思琪在腴地乡中心小学办了两场“健康小课堂”，教孩子们正确的洗手方法、刷牙方法、用眼卫生常识。来上课的孩子很多是留守儿童，父母在外打工，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周雨晴问“每天刷牙两次的同学请举手”，二十多个孩子里只举起了五六只手。“刷牙还要教吗？”黄思琪一开始不太理解。后来她知道了——很多留守老人的观念是“小孩的牙齿反正是要换的，不用那么讲究”。
周雨晴想了一个办法——她把刷牙方法编成了儿歌：“上牙从上往下刷，下牙从下往上刷，咬合面要来回刷，里里外外都要刷。”孩子们学得很开心，回家还要教给爷爷奶奶。一个叫小军的男孩第二天专门跑来告诉周雨晴：“我昨天晚上教奶奶刷了牙，奶奶说她的牙好像真的不那么疼了。”
4月15日，团队在腴地乡卫生院门口做了一场大型义诊。消息提前两天通过村干部通知到了各家各户。义诊从早上八点持续到下午五点，队员们轮流吃饭，没有一个人休息。现场做了血压测量一百六十多人次、血糖检测一百二十多人次、心电图检查七十多人次，发放健康宣传资料四百多份。当地的老百姓排队的时候聊天，说“重庆来的医生好”，队员们听到了也不纠正——他们没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不能称“医生”，但在老百姓眼里，穿白大褂的就是能帮他们看病的人。
义诊结束时，刘思源的嗓子已经哑了。他一天回答了近百个问题——从“血压多高算高”到“这个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从“膝盖疼是不是风湿”到“头昏要不要做CT”。有些问题他答不上来，就跑去问张华老师，问清楚了再回来告诉老人。
“我以前觉得自己一个医学生，啥也不会。今天我发现，我学的每一点东西都能帮到人。”刘思源在当天的日志里这样写道。
4月21日，返程的日子。白院长站在卫生院门口送他们，手里拿着杨雨欣交接过去的《腴地乡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台账》。台账一共一百六十三页，记录了全乡二百一十七名高血压患者和八十六名糖尿病患者的基本信息、用药方案、健康指导和随访计划。这是腴地乡有史以来第一份完整的慢病管理台账。
“这份台账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用起来。慢病管理，贵在坚持。”白院长说。
大巴车发动的时候，杨雨欣收到了红花村那位老奶奶的孙女发来的微信语音。语音里老奶奶的声音不太清楚，大意是“妹儿，你帮我做的那个用药表我照做了，这几天头不晕了，谢谢你”。杨雨欣把语音放了三遍，然后转发到了团队群里。群里安静了半分钟，然后是刘思源发的一句话：“值了。”
2026年5月，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临床医学院将“医路乡伴”团队的故事制作成了专题展览，在校园里展出了一个月。展览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们今天在酉阳大山里为老人量血压、为小孩教刷牙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在为‘健康中国’添砖加瓦。”
这句话用大号字印在展板上。但队员们心里最难忘的，不是这句话本身，而是红花村那位老奶奶拉着肖雅琴的手说的那句话：“妹儿，你比我孙女还细心。”
医学是温暖的，而这种温暖从来不在书本里，在每一次俯下身去的倾听里，在每一双被握住的手心里。
